牛僧孺说了三点：
第一，吐蕃疆域扶摇万里，丢了一个维州也动摇不了根本；
第二、如果吐蕃火了进攻河陇三天就打到咸阳了，要维州还有什么用？
第三，咱是天朝上邦，说话得讲诚信，不像老百姓，可以说话不算数。
公允的说，牛僧孺不完全是因为党争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有些地方说的不无道理。
李德裕从川西攻入吐蕃牙帐的计划，确实有点不靠谱，如果当时唐朝有实力修一条“唐版川藏公路”，那别说吐蕃，统治全世界都不在话下。
但说到吐蕃有能力三天打到咸阳显然是危言耸听了，吐蕃边将接二连三的跑归来投诚，足以说明吐蕃国内已经乱套了。
如果这时吐蕃还能打进关中，那肃宗、德宗时期早就灭了唐朝了，您和皇帝老哥俩，没准现在正浮舟海上寻找新大陆呢！
最后一点，信誉确实是种约束，古代人确实比较看重这一点，更何况中原王朝历来都有“天下之主”的概念，总觉得有义务为天下表率，要给四夷“打个样”！
最终，文宗皇帝下旨依照“长庆会盟”的协议，将维州归还了吐蕃，并将投降唐朝的维州副使悉怛谋遣返吐蕃。
倒霉的悉怛谋等人，被押送至吐蕃边境交还吐蕃后，就在边境上被吐蕃将领全部诛杀。
泼天功劳得而复失，李德裕当然不愿意了，“好你个老小子，坏我这等好事，你给我等着！”
这次维州易手事件，唐朝没有能够得到觊觎已久川西要隘，可为恨事。唐朝对此事的处理，后世史学家的评价纷纭。
司马光曾有一段议论：“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，以利言之，则维州小而信大；以害言之，则维州缓而关中急。然则为唐计者，宜何先乎？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，在吐蕃不免为叛臣，其受诛也又何矜焉！且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，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！”
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，“耻言利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思想。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为官，这种“耻言利”的思想，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规则。
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、外交事件中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甚至直到现在，依旧隐隐的影响着国家的运行。
唐朝对于维州事件的处理，还必须将其放在唐蕃两国的大环境中考量。
这时唐蕃两国都已是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，就像是两个在泥潭中搏斗了一生了壮汉，此时已是捶捶老迈，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撑着不倒下，或者说是撑着不先倒下。
如果谁先倒下，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窥视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。所以必然抱着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的原则。
这件事情，如果发生在贞观、天宝年间，或者哪怕是发生在武后垂拱年间，以唐朝当时勃勃之势，以这几位帝王强横的性格来说，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的，要打便打，要战便战，吃到嘴里的肥肉，先咽下去再说，哪有吐出来的道理？
不论后世如何评价维州事件，这件事情的和平解决，维持了唐蕃两国友好的态势。其后二十多年，吐蕃与唐朝间使臣往来不绝于野，边境上狼烟不起，双方都遵循着“长庆会盟”所定的协约，两国间保持了难得的宁静。
唐宣宗大中三年(849年)，也就是维州之议后十八年。牛党成员杜悰被派到四川为官，这小子就是个吃货，没什么能力（“悰无他才，常延接寒李，甘食窃位已”），但架不住人家命好。
就在他任上，严武、韦皋、李德裕死气白咧弄不回来的维州，又自己溜达回来了。
这时候，吐蕃王朝已经崩盘了（842年，武宗会昌二年），自己国内打的乱七八糟，边疆的事儿根本没人管。
维州守将再次献城归降，这回就没有所谓协议条约、信义为先了，唐朝乐不得的将维州收入囊中。
由于唐朝初期边塞未宁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党项压力甚大，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北边防，对于西南诸羌主要采取招抚政策。
白狗羌内附后，唐庭于三国时期姜维故城设置了维州城。（“白苟羌降附，乃于姜维城置维州”）
这座建在姜维故垒上的维州城遗址，当地俗称为姜堆，从目前残断墙垣分析维州城原有内、外两城，呈长方形布置，城四角及东墙中部有马面，墙底宽7.2米，残高8.6米，顶宽6米。
以川西运力艰难的情况来看，在此地筹集物资夯土筑城工程不可谓浩大，加之维州城四面环山，控扼孔道，称之为天堑亦不为过。
（“其州南界江阳，氓山连岭而西，不知其极，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，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一面孤峰，三面临江，是西南控吐蕃之要地。”《旧唐书?李德裕传》）
难怪唐史记载中，维州城虽经反复易手却只有一次是被攻陷，其余均为投降归附。（“韦皋在蜀二十年收复不遂”）
松赞干布时期，吐蕃国力渐强开始走向高原向各个方向拓展。
公元638年（贞观十二年），唐蕃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松州之战，虽然松州之战双方以平局收场，但作为挑战者吐蕃收获了川西诸羌的敬慕。其后川西山区逐渐成了吐蕃进攻剑南的策源地。
所幸唐太宗、高宗、武后、玄宗等时期，唐朝国力尚强，川西地区虽经反复争夺，唐军至少还有一战之力，具备对川西诸羌施加影响的能力。维州虽忽而是羁縻州，忽而改为正州，但依旧能够控制在唐庭手中。
但安史之乱后，大量剑南军队抽走勤王，川西地区的防御压力越来越大。
公元756年（唐肃宗至德元年），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，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召谕南诏国王阁罗凤：“树德务滋长，去恶务除本。越巂（xī）、会同，谋多在我，图之此为美也”。
随即吐蕃与南诏联军进攻剑南，唐军无力抵抗，巂州（四川西昌）、会同相继失守。
等到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吐蕃对河陇用兵，连陷秦、渭、成、洮、河、兰、岷、廓、临、原等州郡。在川西地区，则将松州（今松潘）、维州、云山城等地收入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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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吐蕃疆域扶摇万里，丢了一个维州也动摇不了根本；
第二、如果吐蕃火了进攻河陇三天就打到咸阳了，要维州还有什么用？
第三，咱是天朝上邦，说话得讲诚信，不像老百姓，可以说话不算数。
公允的说，牛僧孺不完全是因为党争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有些地方说的不无道理。
李德裕从川西攻入吐蕃牙帐的计划，确实有点不靠谱，如果当时唐朝有实力修一条“唐版川藏公路”，那别说吐蕃，统治全世界都不在话下。
但说到吐蕃有能力三天打到咸阳显然是危言耸听了，吐蕃边将接二连三的跑归来投诚，足以说明吐蕃国内已经乱套了。
如果这时吐蕃还能打进关中，那肃宗、德宗时期早就灭了唐朝了，您和皇帝老哥俩，没准现在正浮舟海上寻找新大陆呢！
最后一点，信誉确实是种约束，古代人确实比较看重这一点，更何况中原王朝历来都有“天下之主”的概念，总觉得有义务为天下表率，要给四夷“打个样”！
最终，文宗皇帝下旨依照“长庆会盟”的协议，将维州归还了吐蕃，并将投降唐朝的维州副使悉怛谋遣返吐蕃。
倒霉的悉怛谋等人，被押送至吐蕃边境交还吐蕃后，就在边境上被吐蕃将领全部诛杀。
泼天功劳得而复失，李德裕当然不愿意了，“好你个老小子，坏我这等好事，你给我等着！”
这次维州易手事件，唐朝没有能够得到觊觎已久川西要隘，可为恨事。唐朝对此事的处理，后世史学家的评价纷纭。
司马光曾有一段议论：“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，以利言之，则维州小而信大；以害言之，则维州缓而关中急。然则为唐计者，宜何先乎？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，在吐蕃不免为叛臣，其受诛也又何矜焉！且德裕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，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，况天子乎！”
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，“耻言利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思想。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为官，这种“耻言利”的思想，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规则。
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、外交事件中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甚至直到现在，依旧隐隐的影响着国家的运行。
唐朝对于维州事件的处理，还必须将其放在唐蕃两国的大环境中考量。
这时唐蕃两国都已是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，就像是两个在泥潭中搏斗了一生了壮汉，此时已是捶捶老迈，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撑着不倒下，或者说是撑着不先倒下。
如果谁先倒下，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窥视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。所以必然抱着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的原则。
这件事情，如果发生在贞观、天宝年间，或者哪怕是发生在武后垂拱年间，以唐朝当时勃勃之势，以这几位帝王强横的性格来说，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的，要打便打，要战便战，吃到嘴里的肥肉，先咽下去再说，哪有吐出来的道理？
不论后世如何评价维州事件，这件事情的和平解决，维持了唐蕃两国友好的态势。其后二十多年，吐蕃与唐朝间使臣往来不绝于野，边境上狼烟不起，双方都遵循着“长庆会盟”所定的协约，两国间保持了难得的宁静。
唐宣宗大中三年(849年)，也就是维州之议后十八年。牛党成员杜悰被派到四川为官，这小子就是个吃货，没什么能力（“悰无他才，常延接寒李，甘食窃位已”），但架不住人家命好。
就在他任上，严武、韦皋、李德裕死气白咧弄不回来的维州，又自己溜达回来了。
这时候，吐蕃王朝已经崩盘了（842年，武宗会昌二年），自己国内打的乱七八糟，边疆的事儿根本没人管。
维州守将再次献城归降，这回就没有所谓协议条约、信义为先了，唐朝乐不得的将维州收入囊中。
由于唐朝初期边塞未宁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党项压力甚大，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北边防，对于西南诸羌主要采取招抚政策。
白狗羌内附后，唐庭于三国时期姜维故城设置了维州城。（“白苟羌降附，乃于姜维城置维州”）
这座建在姜维故垒上的维州城遗址，当地俗称为姜堆，从目前残断墙垣分析维州城原有内、外两城，呈长方形布置，城四角及东墙中部有马面，墙底宽7.2米，残高8.6米，顶宽6米。
以川西运力艰难的情况来看，在此地筹集物资夯土筑城工程不可谓浩大，加之维州城四面环山，控扼孔道，称之为天堑亦不为过。
（“其州南界江阳，氓山连岭而西，不知其极，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，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一面孤峰，三面临江，是西南控吐蕃之要地。”《旧唐书?李德裕传》）
难怪唐史记载中，维州城虽经反复易手却只有一次是被攻陷，其余均为投降归附。（“韦皋在蜀二十年收复不遂”）
松赞干布时期，吐蕃国力渐强开始走向高原向各个方向拓展。
公元638年（贞观十二年），唐蕃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松州之战，虽然松州之战双方以平局收场，但作为挑战者吐蕃收获了川西诸羌的敬慕。其后川西山区逐渐成了吐蕃进攻剑南的策源地。
所幸唐太宗、高宗、武后、玄宗等时期，唐朝国力尚强，川西地区虽经反复争夺，唐军至少还有一战之力，具备对川西诸羌施加影响的能力。维州虽忽而是羁縻州，忽而改为正州，但依旧能够控制在唐庭手中。
但安史之乱后，大量剑南军队抽走勤王，川西地区的防御压力越来越大。
公元756年（唐肃宗至德元年），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，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召谕南诏国王阁罗凤：“树德务滋长，去恶务除本。越巂（xī）、会同，谋多在我，图之此为美也”。
随即吐蕃与南诏联军进攻剑南，唐军无力抵抗，巂州（四川西昌）、会同相继失守。
等到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吐蕃对河陇用兵，连陷秦、渭、成、洮、河、兰、岷、廓、临、原等州郡。在川西地区，则将松州（今松潘）、维州、云山城等地收入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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